制裁恶狗咬人，不能总按“过失犯罪”处理
近来，浙江湖州南浔发生的恶狗咬伤唐姓少年并致其死亡一事还在持续发酵。卫生部门专家表示，狂犬病毒潜伏期有长有短，如果潜伏期只有几天，患者在疫苗产生效果之前就发病，一点办法没有。受害者唐某介绍说，那条狗咬了儿子后跑进边上的厂房，警察在厂里找到养狗痕迹，但该厂一直没有给出说法，当地派出所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
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公安机关理当要考虑是否存在刑事追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就建议唐某通过（民事）司法途径解决此事，言下之意让被害人去打民事官司，这多少有把“球”踢给法院之嫌。
近些年来，恶狗咬伤咬死人的案件时有发生。但法院判决有罪的不多，而且量刑也较轻。
2018-12-13，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把栅乡六犋牛村一住户康某饲养的3只恶狗追咬4名村民，致1名男童死亡。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康某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例因“狗咬人”而判处动物饲养人刑罚的案件。2018-12-13，家住遵义老城康海花园的六旬老人陈某上山晨练后，在下山路上，从路边一苗圃场突然跑出两条杜高犬，将老人撕咬致死。经过法院开庭审理，两只犬的养犬人周某被判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
可见，司法机关对该类案件的认定多以过失犯罪论处。而正是“过失犯罪类型化”的一贯思维，很容易导致“狗恶人不恶”的轻纵逻辑。可以说，从实践判例来看，司法机关在狗咬人案件的刑事追责上过于拘谨，这已经不符合被害者十分无辜，却得不到司法保护的社会现实。
与中国对狗咬人的刑法规范不同，英美国家除了已经明确狗咬人的刑事责任外，其国民与政府还不断致力于推动相关法律不断修订和完善。
英国狗咬死人的惨案也时有发生。2009年，年仅4岁的男孩约翰·梅西在利物浦外祖母家居住时，被舅舅饲养的比特犬撕咬而死。梅西的舅舅因此而被判入狱4个月，时年63岁的外祖母也因此被判缓刑并终身禁止养狗。
英国对狗咬人的刑事责任有明确规范。如根据英国《危险犬类法案》，比特犬是被禁止饲养的危险犬种，按照被害人梅西与安德森案案发时的英国刑事法律，对狗主人最高只能判两年有期徒刑。但在梅西和安德森被恶犬咬死后，梅西父母和广大社会民众大声疾呼，要求以更加严厉的刑罚严肃对待狗患问题。
梅西父母自从儿子死后就一直在推动修改《危险犬类法案》，试图将法律管理的范围扩大到私人场所。即如果在私人场所狗咬死人，狗主人也必须为此负责。因为此前英国法规定，在私人场所，狗咬死人，狗主人不用负责。2012年梅西的父母向英国首相卡梅伦递交了一封手写信，对此提出质疑，质问首相为何还没有修改法律。英国议会终于在2014年通过了修订的《危险犬类法案》。此后，如果恶犬伤人，狗主人将面临的最高刑罚增加到5年有期徒刑；如果恶犬咬死人，狗主人将面临最高14年有期徒刑。这次修订大大提高了对狗主人的刑事责任处罚，极大增强了治理狗患的刑法威慑力。
再看美国的做法。2001年，旧金山一名大学曲棍球女教练在公寓走道被邻居两条大狗咬伤致死。同年，加利福尼亚州53岁妇女玛乔丽·克内勒饲养的加纳利犬咬死了33岁女邻居迪亚娜·惠普尔。2013年加州63岁退休妇女帕梅拉·德维特在南部小石城散步，被居民杰克逊饲养的4条牛头犬攻击咬死，身上约有200处撕咬伤口。
对于狗患的处理，美国是按照各个州的规定执行。大多数州实施严格责任法，如果狗咬死人，狗主人将承担严厉的刑事责任，最高甚至可判处终身监禁。比如，上述旧金山女教练被狗咬死案，其邻居2008年因被控成立二级谋杀获重刑。而在迪亚娜·惠普尔被咬死案中，2002年一审时认定犬主人克内勒成立二级谋杀罪，判处４年监禁，其丈夫诺埃尔也因本案被判处过失杀人罪。但2007年加州最高法院作出改判，以谋杀罪对其判处终身监禁，15年后方可假释。由此，克内勒成为加州历史上因狗咬人获谋杀定罪的第一人。
在2013年加州德维特被狗咬死一案中，狗主人杰克逊亦被控二级谋杀，被法院判处重刑。值得注意的是：加州法院认为，就狗咬人案认定谋杀罪时，控方无需证明狗主人明知恶犬会致死他人，只需证明其明知所养犬只具有潜在的致命性，并把他人暴露在犬只之危险下即可。
在处理狗咬人刑事责任问题上，英美国家的做法无疑对我们有所启迪。尤其是，英美国家对狗咬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有着高度的社会认同，社会整体民众形成了严惩狗患的责任共识。而在我国，一些养狗者甚至根本没有狗患给公共安全可能造成严重损害的危机意识，就谈不上防微杜渐，甚至对狗咬人的危险听之任之。不养狗的大多数民众虽然对狗患表示担忧、焦虑和不满，但也未形成严格制裁的共识，这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不愿管、不严管的消极态度。 (澎湃特约评论员 金泽刚)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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